前一问题，伴随着市场已经及仍在承受的巨大代价，正在逐步解决，这使得第二个问题在当下显得更加突出，仅进行局部修补无法最终解决。

而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则断演，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合作关系，合作双方会存在利益上的分歧甚至冲突，问题是，我们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让双方进行和平谈判，以达到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结果，这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考虑的问题。这就是我提出权利经济学的初衷。

到此为止，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政府不应该提供福利，政府唯一的职能就是执行规则。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么思考问题的政府官员。现在谈论中国模式的人，犯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简单化错误，就是只看经济增长的表现，其他的一概不问。斯密认为，这对没有得到优惠的企业构成了歧视，不同的企业实际上处在一种不平等地位上。

所以说，社会秩序必须由大多数人自愿地维持，要使国民相信，其他人和自己有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在这个共同体里，大多数人能维持一个基本体面的生活。因此，政府可以强有力地介入到经济运行过程中。其实，劝捐甚至动员捐款这样的事情在中华大地上本来稀松平常，很多人早已学会了十八般应对招式。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亦即中国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严重滞后的格局，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鸟笼社会的存在。中国媒体围绕着巴比鸿门宴的种种议论，均不脱这两种理论解释的思维框架，只不过中国学者在把对现实世界的分析抽象为理论的能力上，与西方同行相比，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营利性组织的发展比较容易解释，因为芸芸众生皆为利往，而要想赚钱，开办公司是最为常见的途径。那么，怎样分析国与国之间在非营利部门发展上的差异呢?迪马吉奥和安海尔列举了若干重要的解释因素，包括社会异质性(尤其在宗教、种族和意识形态方面)、对于价值理性(相对工具理性)的重视程度、历史偶然性、部门间(尤其是非营利和营利部门之间、非营利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和政体结构。

既然这样，很多所谓社会公益事业走向市场化甚至产业化，也就毫不稀奇。学者对于社会关系、声望、政治影响力的关注，甚至发展成为有关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和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的各种理论，成为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基石。

这些呼吁本身就证明，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在中国还远没有上路。在这样的制度架构中，任何人只要有意愿、有能力，均能创办属于自己的非营利性组织，自然也可以吸收社会各界的慈善捐款。围观的看点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劝不劝，其二是裸不裸。这就是慈善的制度化和专业化。

当然，还有不少富豪坚决不裸，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用自己的资产将企业搞好，就是最大的社会公益事业。毫无疑问，这种理论不仅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因为现实世界中很多慈善组织的确由宗教团体兴办)，而且还相当贴近常识，尤其是中国人的常识。这样的常识说起来谁都认同，但在中国，很多常识就是不能转化为现实。当公立机构在社会公益事业领域处于主宰甚至垄断地位时，良性竞争必然缺失，专业化也就无从良性发展。

近年来，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非营利性组织开始聘用在这个部门原本极为少见的MBA毕业生，而一些商学院也专门面向非营利性组织开设MBA课程。专业化的发展不足必定导致公益教育的发展不足。

那么，哪些行业更有可能出现更多的非营利组织呢?有关非营利组织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告诉我们哪些行业更容易出现市场和政府失灵，例如医疗服务、博物馆业、教育、疗养、社会服务、环境保护等等，因而形成对非营利组织的强有力需求。如此一来，巴比晚宴变成了鸿门宴，不少受邀者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理由不来吃饭。

医生更是如此，而且其平均收入远远高于大学教授。组织的创立者究竟如何在这三种形式中作出选择，是一个经验研究的课题。换言之，市场机制的存在和运行，在所谓非营利经济中是完全正常的;在不少领域中，非营利组织甚至也同营利性组织展开市场竞争。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组织载体，包括各类基金会，也包括各类提供专项公益性服务的专业性组织，亦即各种非营利组织。但是，如何让日常性的社会公益事业形成完整的制度和组织体系，从而即便在并不危也没有难的平常日子中，也能让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得到顺畅的发展。于是，很多中国富豪们担心被劝捐，暗中盘算着接到宴会邀请电话之后如何回复，一时间巴比的邀请函成了烫手山芋。

世界著名大学的教授，无论这些大学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是要拿高薪的。因此，供给方面的理论是需要的。

这样的鸟笼社会，远比当年的鸟笼经济，更具有束缚力和压抑性。富豪们不捐款或者捐款少，人们就会议论他们是否具有爱心或社会责任感;富豪们捐了款甚至捐款很多乃至到了全裸的地步，人们又会议论他们是不是真正出于爱心，抑或是沽名钓誉、别有用心。

然而，在纷纷的议论之中，有两个关涉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反而遭到了忽视。慈善事业的专业化慈善的专业化则是另一个大问题。

中国慈善事业要取得大发展，必须开展一次思想大解放。至于哪个国家机构来认定这些条件是否符合，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制度安排。首先，在各个社会公益事业领域中，公立组织均占据主宰甚至垄断地位，公立组织还以行政化的等级体系组织起来。借助媒体的透视，公众们也终于逮着机会，将这场私人盛宴好一通围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经济单位均受制于国家经济计划以及经济行政管理官僚机构的制约，只能在鸟笼中扇扇翅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源，或者说中国模式的基石，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就是打破鸟笼经济。

所谓裸不裸，就是中国富豪们到底能捐多少的问题。依照这种解释，慈善组织创办者个人的动机究竟是利他主义、深怀使命还是渴求社会资本，倒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指望主要依靠国家补贴或者社会捐款，社会公益事业恐怕就无法取得应有的发展。说白了，就是追求全面。

我们已经知道，至少有一位中国富豪(即陈光标)高调宣布裸捐，即将自己百分之百的资产捐出来。大家都知道，如果人人能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样的社会才能兴旺发达。中国富豪并不乏乐善好施之人，但是很多人并不相信现有的慈善组织，尤其不相信行政化、官僚化的公立社会服务机构。当这类公立机构的垄断性将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的生存空间挤压到很小的地步时，无论是心怀某种使命的专业人士，还是富豪们的爱心善款，都无法找到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场所。

李连杰的壹基金已经活蹦乱跳多少年了，居然还没有一个合法的出生证。1990年，美国组织社会学家迪马吉奥(Paul J. DiMaggio)与德国组织社会学家安海尔(Helmut K. Anheier)合作，在知名的《社会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非营利组织和部门的社会学》，为慈善组织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

可以说，与当初的经济组织相比，当今社会组织所处的鸟笼要小得多。对他们来说，非营利组织理论的发展不仅必须探究其起源和行为，而且必须在组织、行业和国家三个层面展开制度和行为分析。

组织理论在这方面着力更深，其关注点有三：第一，谁更有可能创办非营利组织?第二，他们在创办非营利组织过程中受到什么制度化因素的制约?第三，造就产生非营利组织的环境因素是什么?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有关的研究显示，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社会名流和国家都是非营利部门兴起的重要推手，影响这些推手的制度化因素包括具有路径依赖效应的早期决策、公共政策(尤其是有关非营利组织的税务政策)和有关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的制度化认知。但是，私人资本为何愿意投入到非营利组织之中，这一点需要在理论上加以解释。